多点连线｜伊以强硬表态 国际社会促保持克制

并且，由于选出的主教和修道院长是教会大公宗教会议的代表，教区和修道院选举就包含了选举个体管理者和大公会议代表的双重功能，因此，教会选举还开启了代议制先河。

但是，人们根据宪法文本确定法律的构成要素，不仅要看宪法是否直接将某种法规范性文件称为法律，还要根据宪法的原理和原则来确定一些同类但相对次要的法规范性文件的归属。[20]其实，现行宪法文本在规定国家机关职权的所有条款中，任何一次需要列举宪法的时候都是单独列出的。

因为，法院不越权适用宪法裁判案件本身就是我国宪法包含的一项准则。既然如此，在我国宪法体制下，法院怎么可能排除对违宪的法规范性文件的适用而直接根据宪法规定裁判案件？3.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一定要通过法院根据宪法规定裁判案件才能体现出来，按这种看法，既然我国宪法规定了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法院行使审判权所依据的法律中就一定得包括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对法律范围有能动的影响，但其影响幅度有确定的区间。另外，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宪法》第5条已经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其中所说的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法院。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收录的相关文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所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国家机关之间，同一级国家机构的不同机关之间，每一级每一种国家机关都有摆正位置、谨守分际、正确行使属于自身的宪定职权和尊重属于其他国家机关的宪定职权的守宪义务。孤军也一度将制宪和护宪的事业寄托给了国民，但去君主专制时代未远的民国初年，何曾有过真正的国民?孤军派或许可以算是合格的国民，但即使是孤军派自己，不也最后从法治理想的坚守者走向了革命运动的实行者?他们最后鼓吹直接行动，包括手枪、炸弹、示威、罢市、罢工、乃至于暴力等手段，由议会主义而转为革命主义。

[36]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的关系非常复杂，民主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不一定阻碍经济增长，还得具体环境具体分析。《孤军》的转变，是1920年代中国政治与思想的一个缩影。……(救亡的局势)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9)杨氏建立一强有力之政府的观点显然受到罗素的部分影响。

俞江教授、齐海滨教授通读了本文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谨致谢忱。但罗志田指出，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的趋势。

于是，杨氏对于国家前途，不抱有乐观的感想，他提出的解决时局之方案，也便只是一种无可言之中，不得不略抒己见而已。何公敢、萨孟武及《孤军》的主要撰稿人林植夫、郭心崧、范寿康、李希贤、郭沫若等人，或为福建同乡，或为留日同学。假如中国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思考家国问题的重心仍在国富，而忽视民强，忽视自由宪政价值的制度化落实;或者仍总是希望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一揽子解决中国问题，而忽视法治原则的遵循，那么，宪政抑或革命?则仍将会构成一种择决的彷徨。希贤：《民六民八议员之争》，《孤军》第1卷第2期，1922年10月。

众议院定额596人，全部选出。他认为，陈独秀反联治的主张很空泛，胡适主联治亦是无法。但这里的可以并不是必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们宪政救国理想的破产。

胡适自己就是典型的一例。那么，在各团体还没有充分觉悟以前，我们国民有没有其他进行自决的路呢?公敢以为有一条路:便是在简单明了的目标底下，实行普遍的政社运动和继续的直接行动。

民国建立后，宪法架构初具。从此，党统代替法统，中华民国由宪政而入党治，中国立宪运动受政局裹挟，不得不经历一次新的波折。

民国基础，便是建在这个法字上面。对于北大六教授王世杰等的观点，杨氏认为他们的提案，仍不免过于相信中国政局之有秩序有办法，以今日之乱，并非人民有反抗中央之思想，乃如昔日所谓王纲解钮，以如此人心反复法纪荡然之区域，欲其联合以组织一中央机关，安可得耶?即令组织成一中央机关，而求其能执行最小限度之职权，亦必不可得。孙镜亚：《再驳南北国会......那一个是合法的》，《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1日。但在不断革命的大潮中，不同时期的改良派，均被一一贴上落后、守旧的标签，被迫退居历史的边缘。详见孙镜亚：《驳南北国会那一个是合法的》，《民国日报》1922年9月28日，《孤军》第1卷第2期对孙文作了全文转载。【摘要】19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采取革命的方法造党建国，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党统替代。

时期既已达到了转换之点……我们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我们均十分忍耐地切实讨论，讨论的结果，我们都得着这样一条渡船，业已达到彼岸，那么这一条渡船对于我们的功劳尽管非常之大，我们为着前进即不能老行停滞在这一条渡船上我们自亦不能不忍心割爱而把他抛下了。[30]灵光：以护法始以革命终的孤军，载《孤军》第3卷第6期，终刊号，1925年11月。

[15]公敢：评努力周报的政治主张和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载《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39)胡适虽然向往新俄和社会主义，他理解罗素主张中国应学苏俄的专政制度的观点，却不曾主张共产革命与党治政府。

对此，胡适在晚年有清楚的自我供证，只不过，晚年的胡适是在反思自己，认为当时的那种认识是错误的。自由宪制把个人界定为低度的、抽象的个人，并以此作为演绎社会秩序正当性的基础;在此意义上，个人优先于社会、国家，个人是社会、国家的目的，于是，对国家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便成为政制构造的核心命题。

若是再不把这种不健全的政治思想，从根本上铲除干净，纵然能够得到一时的成功，终究也会人亡政息。此一时期，《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杂志刊登了大量的主张联省自治的文章，《太平洋》杂志和《东方杂志》并出版了联省自治的专号。在此主义之下，此一大群有直接关系之人自然直接感受其影响，即非有直接关系者亦得间接沐其恩惠，必因其能增进群众之幸福。[34]《孤军》改名《独立青年》。

混杂丧失议员资格的分子而构的机关，我们不能够承任他是国会。国会的堕落，让国人对议会政治倍感失望。

他指出，如果弄成这样的结果，那便是国会本身破法叛国，我们国民，为着拥护国宪，对于这种破法的国会，和他所产出的各种机关，舍一律推翻外更无别的路可走!很明显，此时的孤军派对国会已经绝望，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法治的理想，而是将制宪和护宪的事业，寄托给了国民。杨端六：《时局问题之根本的讨论》，《太平洋》第3卷第8号，1922年10月。

我们翻看民初国会的议员履历，便知出身晚清资政院与各省咨议局者为数不少。国民党的北伐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截断民国十几年的法统，采用革命的方法，取代北京政府，造党以建国。

孤军终是走上了革命之路。所谓直接行动，包括手枪、炸弹、示威、罢市、罢工、乃至于暴动等手段而言。罗素在该次演讲中，虽一再声称他对中国各种问题的议论要冒着闹笑话的极大危险，并劝有心改革的中国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赖在外人知识的帮助上，但他毕竟还是放胆去议论并提了建议，他的这些议论和建议，比如西方文明的失败、需要新式的教育、政治的改革居先、俄政策适合中国等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详见孙家祥：《一个历史的误读——罗素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重新审视》，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9年12月5日，本文应蔡定剑教授邀请，参加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宪政前景论坛。

在清末，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一者强调维护清廷而推行君主立宪，一者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满清君主而进至民主立宪，但在对宪政的追求上，却是一致的。李泽厚说: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辛亥革命后，曾任福建省政务院秘书长、国会议员。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单位，与政治分离。

这一切，都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和道德感。在1925年6月出版的《孤军》第3卷第1期上，开篇登载孟武的《孤军已满两岁了》一文中，就直接说，孤军自第二卷以后，对于政治问题，渐次变其主张，就是由议会主义而转为革命主义。